提振消费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。购物补贴、以旧换新轮番登场，思路大体一致：让手里有钱的人多花一点。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2024年4月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："如果不能对富人进行有效征税，至少应该对富人进行有效的消费刺激。" 外界把它概括成"不敢征税，只能哄富人花钱"。这句话听上去务实，戳中的却是内需问题里最难的一环：蛋糕怎么切。 经济高速增长时，分配格局即便是二八开，"二"那部分也涨得快。较早买房的60后、70后赶上了房价上涨，对分配问题感受并不强烈。 进入新常态后，情况变了。高位入场楼市的年轻一代成了舆论主体，工资增速又在放缓，谈分配的声音更容易引起共鸣。消费数据同样在分层。 一线城市高端消费相对活跃，部分三四线城市和老工业城市的日常消费偏弱。问题在于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较低。 政策如果只围着这部分人做文章，内需的增长空间注定有限。宏观数据也有温差。 2025年2月，CPI同比下降0.7%，扣除春节错月影响后上涨0.1%。同月，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5.4%。 经济增长没有充分转化为就业和居民收入。出口一直是顶梁柱。 2024年，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5.45万亿元，同比增长7.1%，顺差达7.06万亿元。但2025年美国新一届政府把关税战推向高位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。 投资端，房地产仍在等待企稳，基建可投项目越来越少，政策重心于是转向消费。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，从2024年的1500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3000亿元，这次拿出的是真金白银。 可居民仍在去杠杆：减少新增借款，压缩非必要支出，提前偿还贷款。人口结构让局面更复杂。 国家统计局2026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出生人口792万，总人口连续第四年负增长。对普通家庭来说，工资涨一千元，抵不上一场大病可能带来的十万元开支。 多出来的钱，第一反应是存起来防身。要看清这道难题，得把时间轴拉长：从当年的"抢着买"到如今的"不敢花"，中国经济的底色已经彻底翻转。 2025年10月，李迅雷在接受专访时再次提出这一观点，并指出我国尚未征收房产税、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这三项国际上普遍存在的基本税种。同年，政府工作报告把"扩大国内需求"从2024年的第三项任务调整为首项，消费被摆在更突出的位置。 中国在八九十年代确实经历过比较严重的通胀。 当时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比较夸张，国有企业的扩张也比较严重，但那一时期通胀的主要原因是供给不足。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还没有确立世界工厂的地位，也没有充足、完善的供应链体系，整体上仍处于物资贫乏的时代。 出生在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的人对此应有深切感受：小时候经历更多的是匮乏，很多东西没有、买不起，或者想要却得不到；对外来的东西，比如来自美国、香港的物品，都感到非常新鲜。那是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。 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供给不足的经济，是稀缺经济。由于它无法有效激励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，计划经济总体上物资非常匮乏，有需求而没有供给。 市场经济则总体上供给充沛、需求不足。按照马克思的论断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隔十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，原因正是需求层面的不足。 因此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属性不同的经济：一种物资匮乏，一种物资过剩；一种供给不足，一种需求不足。八九十年代是物资不足的年代，人们抢购这个、抢购那个，工资一发下来就去买东西。 这是因为供应链尚未真正建立起来，经济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。在价格双轨制下，市场价格远远高于计划价格，只要有门路、能拿到批条，就可以赚大钱，当时出现了不少"倒爷"。 这些都是供给不足的鲜明特征，也容易让人形成需求旺盛、东西越来越不值钱的印象。其核心原因在于供给不足，世界工厂的供应链体系当时还没有建立起来。 如今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，人口结构本身也发生了质的改变，物资匮乏的时代早已过去。中国已经确立世界工厂的地位，制造业产出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，商品和物资不仅满足国内需求，也满足全世界的需求，行销全球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和性价比。 中国今天的世界工厂地位，如同1945年之前美国的世界工厂地位，拥有全产业链、高度综合的产业体系。中国已经进入供给过剩的阶段，也就是"内卷"的阶段。 这种内卷并不是因为企业喜欢卷，不是因为企业喜欢把价格压得很低，也不是因为企业愿意让劳动者只拿到微薄的报酬，而是因为需求不足，需求层面无法带动、无法消化供给。 需求过于薄弱，商品不得不持续出海，不断向外拓展市场，才能养活工人、养活工厂，维持世界工厂的地位。从深层次看，这里还有分配问题。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中国的消费仅占GDP的33%左右，只有三分之一的水平；而绝大部分发达国家或转型成功的国家，消费占GDP的比重都在50%以上，高的甚至能达到70%、80%。 由于消费不
